吴宓眼里的钱钟书，是个有趣的题目。
在1999年《文艺报》37期，读到《走出“围城”的钱钟书》，是一篇长文。文中又提到钱氏当年说“叶公超太懒，吴宓太笨，陈福田太俗”的话。而不久前钱氏的夫人杨绛已在《读书》（1998，6期）中说明，并无其事。她说，有人说是周榆瑞说的，而周说是听自李赋宁，李赋宁则声明无此事。我想，如无新的材料证明，此事也就可以不再说它。我于是又想到钱氏和吴宓的关系。有关此事，议论不少，而且有争执。钱氏当年才高气盛，说话不留意处，一定是有的。他为《吴宓日记》写的序也承认，当年“少不解事，又好谐戏”，“弄笔取快，不意使先师伤心如此，罪不可逭”。年过八十的老翁，作为“头白门生”，懊悔莫及，很是感人。其实他不但当年在文章里如此，后来到昆明同吴宓相处时，也有过类似的事。据《吴宓日记》1939年7月2日，吴向钱述及自己同前妻陈心一的“冤苦”关系，“不意明晚滕君宴席中，钟书竟以此对众述说，以为谈柄！”这就又是一例。据杨绛文，钱氏到昆明任教西南联大时，为以前文章事，曾“向吴宓先生赔罪了。吴先生说：‘他早已忘了。’”钱钟书到达昆明的准确日期，未见有记载。《吴宓日记》出，我就去查“赔罪”的记载。《吴宓日记》的特点是详，人名地名，每日行事，皆可查到。但是可惜，1938年的日记只记到12月7日，11月中旬以后就简而又简，一行二行的都有。1939年的，又缺前两个月的。因此，“赔罪”的记事未见。钱钟书姓名见于日记，始于1938年11月29日。此日有“钱钟书谈”四字。30日记：“钱钟书来，11：00同步入城”。12月5日又访钱氏。看来关系还好。钱氏是在1939年暑假后离开昆明的，《吴宓日记》1939年9月21日记“钱钟书辞职别就”。在此之前他们的关系正常，一起散步，访友，宴会。
读这一部分日记，感动我的还有一点，就是：在钱钟书离去之后，吴氏借学生李赋宁的笔记来读。这是钱氏讲课的笔记。内容有两门课，一是《当代小说》，我想一定是当代的英国小说。一是《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》。9月28日读了一天，29日又读一上午。先完《当代小说》，“甚佩”。9月30日读另一种，曰“亦佳”。10月14日读完，曰“甚佩服”。据说钱氏在西南联大时曾受嫉妒。吴老先生在钱氏离去后，大约是有所触动，要看个究竟，这才找钱氏的讲义来读。这位老师坦然表示佩服。这表现出吴先生心胸坦荡，爱材容物。这在当时和现在都是不易得的。虽然钱钟书在学问上超过自己的老师吴宓，但他在《序》中还是说，愿列名吴先生弟子行列之中。师生各自的人格，都呈现在读者眼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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